下午，宋媛的母亲来到刑侦队接待室。
女人双手捧着一次性纸杯，杯子里面滚烫的热水，一点点在掌心失去温度。她缓缓开口，道出埋藏心底的往事。
女儿其实曾经隐晦地跟她提过，在学校有人欺负自己。
她追问到底是谁，宋媛却不愿意细说，只劝妈妈算了，再熬一个学期初中就毕业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她停顿很久，目光空洞地望向接待室那扇半掩的木门，嗓音干涩沙哑，轻轻发问：
“她走的时候……旁边有没有人看着？”
林建国沉默无言，回答不出这个问题。
脑海一幕幕不断回放：窗台上残缺模糊的鞋印，那扇高高的窗口，十四岁女孩孤单的身影。
二月铁城刺骨寒冷的空气，她独自穿过喧闹教学楼，走向走廊尽头僻静无人的厕所，踏入那一段没有任何旁观者的黑暗时间。
所有悲剧发生的全过程，没有一双眼睛亲眼见证。
宋媛从小懂事得令人心疼。幼儿园的时候被别的小朋友抓伤手掌，在幼儿园一声不哭。
回到家中，才悄悄伸出受伤的小手，展示给妈妈看。那时候母亲只欣慰夸赞孩子乖巧。
直到悲剧降临，她才幡然醒悟：孩子过分懂事，很多时候，仅仅是因为她明白，自己没有地方可以求助。
女人没有追问案件进展，也没有急切索要女儿遗物。就静静坐在金属椅子上，双手牢牢攥住那一杯已经完全冰凉的水，久久不肯松开。
送走宋媛母亲之后，林建国独自留在接待室。
外面冻雨又洋洋洒洒落下来。细密雨丝敲打玻璃窗，沙沙沙沙。
声响很轻，仿佛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人一页一页翻动一本薄薄旧书，一页又一页，不肯停下。
他起身走到窗边，望向外面灰蒙蒙天地。远处三中教学楼一排排窗户，透出白炽灯冰冷均匀的白光，安安静静矗立在冷雨之中。
次日清晨，他再一次去往三中。
不去领导办公室，也不再进教室。他走向教学楼一层的心理咨询室。
心理咨询老师三十多岁，戴着细框眼镜，说话柔声细语。她翻开档案本，调出宋媛的心理咨询记录。整本记录寥寥两页。
第一次，半年之前，上课走神遭到老师批评，过来坐了一小会儿。
第二次，出事两周前，自述长期睡不好觉，想咨询助眠相关问题。
记录文字简短平淡，表面上看不出任何毁灭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