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安德烈来到了渤海大楼。安德烈走在最前面，穿着一身黑色的旧西装，虽然料子一般但熨得笔挺，肩上搭着一条灰围巾，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提琴箱子。
他走路的时候胸膛挺着，下巴微抬，步子又大又慢，那副做派看着真像个体面的艺术家，像是刚从欧洲来的乐团指挥。
王汉彰和张先云装扮成搬运工，穿着灰布短褂，一人提着一个大箱子跟在安德烈后面。箱子里装的是一些用来掩饰的杂物，旧报纸、几件换洗衣服、一个热水瓶。
安德烈走到渤海大楼门口，冲着门卫用带着俄国腔的中文说了一句话，语气里带着那种外国人特有的理直气壮：“我是租了八楼房间的那个，昨天打过电话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这是我的两个工人，帮我搬行李。”他说这话的时候，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像是在指挥乐队。
门卫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穿着灰布棉大衣，胸口别着一枚渤海大楼的铜徽章。他看了看安德烈手里的钥匙——那把黄铜钥匙上贴着“807”的标签，又看了看他身后两个低头哈腰的“搬运工”，点了点头，往旁边让开了路：“进去吧，电梯在右手边。八楼出电梯往左拐，走廊尽头那间。”
安德烈点了点头，大步流星地往里走，皮鞋跟在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上敲出清脆的回响。三个人进了大门，穿过大堂，坐电梯上了八楼。电梯是那种老式的铁栅栏门，门关上时哗啦一声响，像个笼子。电梯上升的时候，齿轮和钢缆发出嗡嗡的声响，透过铁栅栏能看到每一层走廊的壁灯一盏一盏地从眼前滑过。
八楼的走廊铺着暗红色的地毯，踩上去软绵绵的。走廊两侧挂着几幅画，王汉彰一眼扫过去知道是印刷品。安德烈走到807房间门口，掏出钥匙开了锁，推门进去了。
房间很大，里外两个套间，外面的这一间是会客厅，靠墙摆着一组深棕色皮沙发和一张红木茶几，茶几上放着一只空花瓶。靠窗的位置视野开阔，窗户是上下推拉式的，窗框是钢制的，刷着白漆。
玻璃外面是法租界的街道和屋顶，那些高低错落的灰瓦屋顶上还覆着昨夜的薄雪，在晨光里泛着淡淡的白色，几条巷子在屋顶之间蜿蜒穿过，能看到早起的人在巷子里走动。窗户朝东开，正对着石山街的方向。
王汉彰走到窗边，站在窗帘后面，拿出望远镜往东北方向看过去。东本愿寺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的视线之中。寺庙的黑瓦屋顶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暗沉的光，瓦片上还残留着几块没有融化的雪。山门前的石阶上已经有人在忙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