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安静了大概三秒钟。
这三秒钟里，壁炉台上那座鎏金自鸣钟走过了三格。窗外威斯敏斯特区的钟楼隐约撞了三下——是十一点。办公桌上那根被纳尔逊搁在烟灰缸边缘的烟斗还在缓缓地冒着最后一缕淡蓝色的烟雾。
纳尔逊先生先是愣了一下。
不是那种惊愕的、往后仰的愣。他这辈子见过太多离奇的口供，自从二十年代加入军情五处，在爱尔兰共和军的爆炸案、苏联间谍的渗透案、本土法西斯分子的密谋案里摸爬滚打过来，什么话没听过？
但他面前坐着的王汉彰，却给了他一个完全超出预期的高强度信息。这个离谱的答案，让他产生了非自主的生理反应。
他似乎在一瞬间无法把“从天津来的王先生”——这个詹姆士在信里用“办事精干、聪明、二十多岁、手段狠辣”来形容的年轻中国人和“塞入身体”这个极其直白的、没有经过任何外交辞令包装的答案，联系到一起。
他把烟斗摘下来，搁在桌面上。然后他摇了摇头。那摇头的动作不大，但节奏很快，像是在对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做出反射式的否定。
他的嘴角浮起了一个古怪的笑容。那笑容不是嘲笑，嘲笑是针对无能者的。他的笑容而是一种介于“我完全没料到你会说这个”和“我居然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来反驳你”之间的、尴尬而真实的、一个职业人士在面对一个极其不体面但极其有效的解决方案时才会露出的那种表情。
一个在军情五处当了十几年训练部门负责人、审过上百个应征者、听过无数种关于“如何处理情报”的答案的人，大概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一个让他既想摇头又想点头的答案了。
“王，”他开了口。他的声音里还带着那一丝刚刚从笑意中脱出来的余韵，他把烟斗重新叼回嘴角，那支烟斗的烟锅朝下斜斜地指着膝盖的方向。“你说的这个方法——”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用词。他的右手搭在桌面上，食指微微屈着，敲了两下。这个动作持续了大概两秒钟，他在寻找一个既不冒犯对方、又能表达他此刻感受的词汇。一个能同时容纳“肮脏”、“有效”、“我不想亲自尝试”和“但我必须承认它行得通”这几个互相矛盾的想法的词。然后他找到了。
“——简直就是变态。”
他说完这句话，嘴角那个古怪的笑意还是没散干净。他的八字胡微微翘了一下，深蓝色的眼睛里那层审视终于被一点点真实的，虽然有点不情愿的笑意给挤开了。
但紧接